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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建家族文化,先補“個人的發現”這堂課 —對話華南師大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唐昊

      今天要重新找回家族文化,并非復活已不合時宜的傳統,而是首先要補上“尊重個人”這堂課,在重建個人間關系的基礎上,建設家庭關系。

      作者:本刊記者 董可馨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24-05-16

      什么是世家?門第高貴、世代為官的人家。在古代中國,他們是統治權力的分享者,是社會的精英層,也是道德的風向標。在秦之前,中國尚為貴族社會,秦之后,大一統實現,郡縣取代封國,臣子取代諸侯,貴族社會的面向越來越弱,平民性的一面越來越強。尤其在唐宋之后,隨著社會變革與科舉實行,貴族不復是最高權力的分享者,而更深入地成為國家官僚機器的一部分。

      世家貴族的演變,埋藏著中國社會變遷的線索?;蕶嗪褪兰抑g的斗爭、博弈與合作,這一互動過程,塑造了中國社會的面貌。以往的歷史書寫,著重于帝王中心,而對家族所代表的貴族階層與貴族精神的關注和發掘較不充分。華南師范大學唐昊教授的新著《世家記》,意在做這項工作,“梳理中國古代精英階層的世家文化,在現代社會復活本土的家族資源,并探尋其現代化的可能”。

      唐昊教授也注意到,在家國同構的中國傳統下,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在家族和國家這兩個層面都受到壓制,今天要重新找回家族文化,并非復活已不合時宜的傳統,而是首先要補上“尊重個人”這堂課,在重建個人間關系的基礎上,建設家庭關系。

      日前,南風窗專訪了唐昊教授。


      世家的演化

      南風窗:你梳理了中國歷史上的世家,按時間先后分為先秦貴族世家、兩漢武德世家、南朝門閥士族、隋唐“五姓七望”、宋元明清科舉世家、近代善財世家。這兩千多年來,精英集團有什么樣的變化?是否暗含某種中國社會的演化邏輯?

      唐昊:中國的社會歷史變遷,確實伴隨著家族和皇權、社會和國家之間的互動。我把世家進行不同類型的標記,初衷也是要在中國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找到一條精英階層變遷的線索。

      一開始的先秦貴族世家,是以禮傳家,君子德風。這是中國精英階層最初的面向,即以血緣為紐帶形成精英群體,并根據與權力執掌者的血緣關系的遠近來分配權力。最早的貴族諸侯,其實都是周天子的兄弟親戚。100多個諸侯里,70多個都是姬姓家族的子弟?!熬印痹醯暮x就是君王之子。

      中國有“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說法,意思是依靠血緣的家族傳承很難長久。第一代諸侯和周天子關系比較近,也會服從周天子,有事為周天子出力。但是幾代過去,世家和天子之間,世家和世家之間,血緣關系逐漸變得疏遠,諸侯和諸侯之間、諸侯和天子之間的關系,更加政治化,而不是親情化。

      想要維系諸侯的忠誠,就需要一整套的制度性安排。周公所制定的禮制,就是這樣一套維持分封制的系統。禮一開始是家族之禮,在周公的手里變成國禮。以禮傳家,實際上也是以禮治國,禮的作用就是確立一整套的政治體系。

      這套政治體系的特點,是把精英階層和平民階層分開,精英階層所遵守的禮制,不僅是權力和地位的分配方式,而且是一套文化精神。禮制、禮儀和禮教是合一的,由此也確立了貴族階層、貴族世家的統治地位。所以,以禮傳家有很強的政治功能,這是農耕文明的最優選擇,在周公年代就已經看到了這一點。

      南風窗:春秋時期貴族精神發達,許多貴族很重視自己的榮譽感,秦之后似乎這一精神逐漸衰落了。

      唐昊:為什么一個人會有責任感和榮譽感?實際上來自人格的獨立,而人格的獨立在于經濟基礎、政治地位,以及個人境況的相對獨立。在先秦,這種獨立性還是具備的,臣子并不是周天子的奴仆,同時也非常珍視自身的獨立人格,在血緣聯系變弱之后,貴族精神就成了貴族階層最寶貴的精神財富。而在秦之后的大一統體制之下,獨立的精神人格實際上并不被提倡,精英階層事實上是官僚,他們是統治的中間層,工具性的存在。

      所以我們看到,秦漢精英階層的世家面貌,和先秦時期的貴族世家截然不同。他們去開疆拓土,治國安邦,無論以什么名義,都是作為官僚系統的一部分,是大一統皇權的統治功能的延伸。這個時代涌現許多武德世家,或者通過舉明經和舉孝廉,出現一批新的官僚階層,精英階層演變為替國家服務的人才。

      到了東漢末年的動蕩年代,中央政權崩潰,每一個家族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求得生存;整個社會的權力重心下移,家族和個體擁有了更加獨立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就更容易養成獨立人格;貴族精神和貴族階層也在復活,出現“門閥士族”。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門閥貴族,行為舉止做派,以及所信奉的,其實和先秦貴族很像。

      在隋唐時期,很多貴族世家的名望甚至超越了皇權,皇權也不可能去鏟除它,所以在中國,貴族精神發展的另一個高峰是三國兩晉南北朝乃至于隋唐。

      南風窗:在這之后,中國社會更加平民化了,與此同時,皇權也更加集中。

      唐昊:在戰國,六國貴族被整體消滅掉了,漢之后又用了幾百年時間去重建貴族階層,但在隋唐末年,特別是五代十國時期,貴族階層再一次被整體地肉體消滅。宋代沒有去重建貴族階層,因為宋代實行了新的精英階層選拔機制—科舉制。從科舉制產生官員之后,平民階層上位,精英階層和平民之間事實上保持著非常密切的關系。

      宋朝之后,中央集權體制進一步完善,精英階層的獨立性越發受到限制,更深層地變成整個官僚機器的一部分;讀書是為了做官,而做官并非去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或地方勢力,而只是做官,去取得富貴和權力。精英階層變成了官僚階層。對比唐朝之前的世家大族,宋之后的大家族,無論是地位還是聲望、人們的自我認知,其實都整整下落了一個臺階。

      南風窗:明清之際,經濟因素活躍,你所歸納的善財世家崛起,他們也擁有一些經濟上的權力。

      唐昊:雖然在不同階段,我把一種類型的世家概括為主流世家,但實際上其他類型的世家也是存在的。比如明朝,朱元璋時期和朱棣時期都有一批武德世家,文官集團和武德世家之間,始終有爭奪。土木堡之變后,武將集團覆滅了,如此一來,明朝就變成了文官集團獨大。

      清朝的家族主要分為兩個類型,一是滿蒙軍功貴族的勛貴集團,另外一個是科舉集團,科舉出身的不只是漢族人士,很多滿人和蒙古官員也是從科舉來的。這兩者之間也會有博弈。

      清末民初,善財世家崛起,不過武德世家也非常強大,如保定系、黃埔系,還有云南講武堂系,都出了不少將軍,而民國的武德世家和善財世家之間也有博弈。蔣介石能夠北伐成功,就離不開江浙財團的支持。

      越到近現代,世家的多重性、多元化的面貌特征,越來越明顯。


      皇權與家族的平衡

      南風窗:看《世家記》,我有一個很強烈的印象:在中國歷史上,世家大族都是成批地出現,成批地消失,權力是否對世家的起落興衰起到至關重要的影響?

      唐昊:中國的歷史是這樣的,權力如何分配,權力如何傳承,權力如何限制、約束,以及權力如何消失或崩潰,都會影響世家大族的生存、發展和消亡。

      南風窗:為什么中國社會的走向是貴族社會不斷衰落?

      唐昊:在政治體系已經趨向大一統,而且大一統體系越來越圓熟的情況下,作為個體的生長空間受到極大限制和壓制,家族也只是一個放大了的個體,給到家族生長的空間也是非常有限的。

      皇權不希望世家做大,會采取推恩令等手段,將諸侯勢力越分越小。歷朝歷代都鼓勵家族分家,給予眾多兒女平等繼承權,而沒有像歐洲那樣,采取長子繼承制。長子繼承制就是為了保持家族的統一性,如果分家,家族就越來越小了。

      此外,還有很多方法削弱家族的權力。家族中的某個人犯了大罪,可能要族誅,整個家族被連根拔起??婆e制也是有意地斬斷家族的權力傳承鏈條,每一代人都要考,不讓你通過四世三公的方式,一代代積攢勢力。這樣一來,世家肯定是越來越式微。

      但家族的力量還是不能忽視,為什么現在南方的經濟發展得比北方要好?很多南方企業家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第一桶金來自家族成員的社會資本的支持,而在當時的北方,更多的還是單位制,大家靠的是單位而不是大家族。

      南風窗:中國歷史,治亂循環更替,被稱為“盛世”的時候往往是大一統中央權力集中,亂世往往是中央權力崩潰,但與此同時世家大族得以生長,所以家族勢力坐大在普遍認知里似乎不是一個好現象,事實上是這樣嗎?

      唐昊:其實無論盛世還是亂世,對于普通老百姓來講,都不是太值得讓人羨慕的,只不過在盛世里有卑微生存的可能性,在亂世里連這種可能性都要被剝奪。

      從另一個視角來看,皇權和世家之間如果能夠取得平衡,和平共處,無論是權力分散的狀態,還是權力統一的狀態,都可以說是盛世。我是反對把南北朝統稱為亂世,因為那個時候,在南北分治下,有幾百年來相對和平的時期,而且各國的競爭也曾經達到過歷史上的高峰。

      春秋戰國時期,雖然我們印象中是亂世,但周王朝可是中國歷史上壽命最長的王朝,所以盛世和亂世可能和我們想象的不一樣,并非權力統一就一定是盛世,權力分散就一定是亂世,我們可以找出很多歷史上相反的案例。

      在這個前提下,最典型的盛世既不是家族壓倒了皇權,也不是皇權壓倒了家族,而是兩者之間取得了平衡。比如“大唐盛世”,事實上就是家族和皇權之間取得了階段性的平衡。博陵崔氏和清河崔氏盛產宰相,一直到唐朝滅亡,最后一任宰相都是姓崔的;趙郡李氏也出了很多宰相。唐朝也是中國歷史上除了周朝之外,時間最長的統一王朝。世家大族的勢力對唐朝也起著正面的維護作用,這樣才形成了比較堅實的盛世的基礎。

      在清朝的“康乾盛世”,雖然很多地方名不副實,但滿蒙軍功貴族和科舉產生的讀書人階層之間也取得了一定平衡。這種權力平衡,并不是來自一開始的安排,所有的制度設計其實都是權力博弈的附屬品,在實力對比和權力策略達到某種境況時,就會相應出現某種制度。英國之所以有議會制,是因為貴族勢力比較強大,不想輕易向國王納稅,大家商量,無代表不納稅,想要納稅,先開個會,所以制度安排其實是權力結構的產物。


      價值觀傳遞

      南風窗:你在談到世家大族的時候,非常強調他們的德,能否解釋究竟是什么樣的德?精英教育的核心為什么是德?

      唐昊:可以把“德”理解為一種價值觀傳遞。所謂“富不過三代”,家族的權力、財富不能保證隔代長期傳遞。中國有4000多萬家企業,主板上市公司只有4000家,萬里挑一,這些企業家憑借著自己的聰明才智在一萬個人里搏殺,還得靠運氣,才能走到上市公司或細分賽道頭部企業的位置,他的小孩有多大概率還是這種人?

      如果一個孩子傳承了一種價值觀,至少他在相應圈層里不孤獨,由此也不再是一家一戶,而是變成了一個階層、一個圈層的傳承,因為它樹了門檻。

      一種價值觀,就是一個圈層建設的核心。要找到一套可以幾個幾十個世代不變的價值觀系統,讓它成為傳承的核心,這樣財富、權力、影響力的傳承才有可能性。

      在西方,主要依靠宗教,它對精英階層的德有非常多的論述和安排,比如“富人要上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這對于想要保持階層地位的富人提出了要求:要有責任感,要有擔當,要建立自己的德行。

      傳統中國的價值觀來自儒家學說,核心是孝。培養一個人最初的品德,是對父母盡孝,懂得感恩,然后才能對其他人,對國家有責任感。詩書禮儀,都是培養忠臣孝子。

      由于這種價值觀是比較正面的,代表了一種高度,平民階層也認同和支持。當你面向自己的家族去進行正面建設的時候,自己也會變得正面,就不會整天仇恨,那么精英階層就是安全的。

      南風窗:如今許多人對家風、家學重新關注和渴求,是因為在對孩子的教育中面臨匱乏。他們能從中國傳統家族經驗中得到什么?如果價值觀的核心還是忠臣孝子,這與強調個體、尊重平等的現代性并不相容。

      唐昊:對于中國當代的家族文化的傳承發展、重新建構,要做到兩個字,“繼”和“創”。很多精英階層的小孩把自己稱為繼創者,有繼承有創新。

      繼承中當然要選擇,進行現代化的改造。時代已經變了,現在和傳統農耕文明下幾十代人都固定生活在一片土地上肯定不一樣。以往的家族文化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壓制個人的發展,一個人不僅在小共同體里被取消了權利和自由,在皇權下的大共同體里也不存在權利和自由。

      今天要創造新的家族文化,首先要補“個人的發現”這堂課。它包括,對個人的權利和自由的正當性的承認,子女和父母之間平等,夫妻之間平等。我們需要在個人之間關系重建的基礎上,來建立家庭內的關系。

      在古代,家庭既是權力單位,也是經濟單位,同時也是情感和價值單位。在現代社會,我們要重新思考家庭和家族所承擔的功能。對于精英階層,有一點是沒變的:家族仍然承擔著重要的經濟功能。

      而且,精英家族的起伏衰落,內部的治理,不僅影響到自己的家庭成員,也影響到成千上萬人。有些企業家無法治理好自己的家族和企業,出現家族紛爭,會導致公司敗落,很多人失業,破壞性彌漫到社會。

      所以,要特別強調精英階層家族的社會責任。德,家風,責任感,無論如何命名,一種正向的價值觀傳遞,才有可能保證精英階層的家族可持續地發展下去,同時也能夠為整個社會做出貢獻。

      南風窗:你為何想要去研究世家?

      唐昊:最近10年我投身公益慈善,接觸了很多做慈善的家族,既有上市公司的財富家族,也有文化藝術方面取得成就的家族。在他們身上,我看到了家族在社會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不過,家族的功能還遠沒有得到充分發揮。

      社會不僅需要經濟發展,其他層面也要共同發展,才有可能解決現在面臨的環境破壞、財富分配失衡等諸多問題。我希望的精英階層,是能夠有社會責任感、為社會作出貢獻、先富帶后富、對于平民階層有貢獻的。這不論對他們,還是對于我們普通人,都是有利的。我想,精英階層應該負擔起更大的責任,畢竟權力越大,責任就越大。

      南風窗:你舉的洛克菲勒家族的例子讓人印象深刻,他們并不急于站在權力的前臺,而是將更多能量投入慈善事業。

      唐昊:洛克菲勒一開始做慈善的動機是有爭議的。他有做好事的習慣,17歲就去給教會捐錢,但有一個更現實的原因:當時他受反壟斷法的影響,在商業上不可能再進取,而且他的家族在美國是人人喊打的資本家;當他去做了好事,包括創辦協和醫院、成立基金會,他和家族的聲譽,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也形成了正向的激勵,讓他堅持下來。所以洛菲勒家族做慈善,既有主觀愿望,也有社會壓力。

      而社會也不能單純指望精英家族自我轉變,也需要有一些壓力,又不至于太激烈,才能夠使家族的主觀愿望和社會的需求結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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