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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烏戰爭的印太“共振”

      美國重視歐洲只是策略,旨在修復受損的跨大西洋關系。俄烏戰爭不僅沒有使拜登政府的戰略重心發生偏移,而且被其賦予了“映射”印太的功能。


      作者:雷墨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22-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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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3月24日,七國集團領導人會議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


      拜登3月下旬歷時4天的歐洲之行,賺足了國際輿論的眼球。這次訪問,讓他感受到了帶領歐洲盟友對抗俄羅斯的“領導榮耀”,但也引發了這樣的疑問:拜登政府的戰略重心到底在哪里?

      換句話說,致力于聚焦印太的拜登政府,是否會因俄烏戰爭而“重返歐洲”?因為即便俄烏戰爭短期內結束,歐洲的戰略格局以及美國的對歐戰略,也不可能回到沖突前的狀態。如果沖突或對抗長期化,那么變數會更大。

      不過,至少在目前這個階段,俄烏戰爭不僅沒有使拜登政府的戰略重心發生偏移,而且被其賦予了“映射”印太的功能。


      兩線布局

      一天出席三場峰會(北約、歐盟和G7),在緊鄰烏克蘭的波蘭待兩天,這是拜登3月23日晚抵達比利時后的行程。這也是俄羅斯開展 “特別軍事行動”以來,拜登外交行動的“特別安排”,極大地彰顯了美國在歐洲的存在。

      另一個方向,原定于3月28日、29日在華盛頓召開的美國—東盟特別峰會,卻未能如期舉行。這原本是繼去年10月視頻峰會后,拜登政府安排的與東盟國家領導人的首次面對面會晤,也是其推行印太戰略的重要一環。

      據美國政治新聞網報道,這個此前被白宮發言人稱為“歷史性”的峰會,已經被無限期推遲。值得注意的是,執政剛進入第二年的拜登,截至3月底已經訪問歐洲三次,但從未到訪任何印太國家。而且,2月24日俄烏戰事爆發后,拜登政府對歐洲外交投入的頻度和強度,冷戰結束以來歷屆美國政府幾乎未曾有過。

      這種看似“矛盾”的背后,是拜登政府在歐洲和印太“兩線布局”,以及做“戰略協同”的意圖。

      美國把戰略重心轉向亞太,醞釀于小布什政府后期,開始于奧巴馬政府時期。執政8年期間,奧巴馬明顯降低了對歐洲、中東事務的介入。比如2014年烏克蘭危機期間,是德國和法國走在危機應對的前面。

      特朗普雖然注意力“飄忽不定”,但他基本上延續了前任“重亞輕歐”的態勢。特朗普盡管執政期忙于打貿易戰,但在離開白宮前數天(2021年1月12日),還推出了《美國印太戰略框架》。由此可見,美國戰略重心的轉移,有著相當的延續性。

      相比這些前任來說,拜登的確表現出了對歐洲更加重視的態度。雖然拜登政府內閣高官首次外訪對象是亞洲,即國務卿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斯汀在2021年3月中旬訪問日韓,但這次訪問結束后不到一周時間內,布林肯就抵達了布魯塞爾。拜登作為總統的首次外訪,選擇的是歐洲。截至今年3月底,拜登政府到訪亞洲最高級別的官員是副總統哈里斯。從政府高官出訪頻率來看,在區域上歐洲略高過亞洲。

      但重視只是策略,并非戰略重心的轉移。

      拜登外交的突出特點是重視同盟,而特朗普給他留下的“受傷”同盟圈中,歐洲可以說傷得最重。所以,拜登政府對歐外交的出發點,是希望通過高頻度的互動,修復受損的跨大西洋關系。修復關系的目的,無疑是為了服務于美國的戰略利益。

      事實上,在這輪烏克蘭危機爆發之前,拜登政府的對歐外交就明顯表現出“戰略協同”的特點。

      2021年9月,美國與歐盟在匹茲堡召開會議,宣布成立美國—歐盟貿易和技術委員會。根據會后的聯合聲明,這個委員會的功能,是協調雙方在貿易、技術標準、半導體供應鏈、出口管制、投資審查等多個領域的合作。

      不容忽視的是,類似的合作,美國與日本、韓國幾乎是在同步運作。而且,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框架下的合作,內容上也有相當的重合度。用美國分析師蘇米特·甘古利的話說,拜登政府意在通過強調共同的議事日程,構建歐洲—大西洋與印太之間的聯結。

      在歐洲、亞洲運作相似的功能性合作,指向的是一個“重心”,即以印太為戰略重心。2月11日,白宮公布了《美國的印太戰略》報告。那時,俄烏之間已經戰云密布,而布林肯在澳大利亞、斐濟訪問。

      對于這份報告公布的時機,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學者何瑞恩(Ryan Hass)表示,拜登故意在俄烏開戰前公布印太戰略報告,以便政府機構在戰爭爆發的情況下,能清楚該如何推進戰略的實施。

      由此可見,拜登政府想傳遞這樣的信息:即便歐洲戰云密布,美國也不會改變其對印太的關注。


      映射印太

      俄烏戰爭爆發前,拜登政府通過發布印太戰略報告、派遣國務卿赴印太訪問,顯示其“兩線布局而不失重心”。戰爭爆發后,拜登政府在歐洲投入大量的外交資源,但這樣的態度依然沒變。

      2月28日,美國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在一次學術會議上表示,盡管出現了烏克蘭危機,但美國將繼續聚焦印太?!氨M管代價會很高,但華盛頓有能力同時確保對兩個區域的深度承諾,就像過去所做的那樣?!?/p>

      此前,2月11日公布的印太戰略報告,通篇沒有出現“俄羅斯”這個詞匯。3月28日公布的《2022年國防戰略》報告,把中國定位為“最重要的戰略競爭對手”,對俄羅斯的描述是“構成嚴重威脅”。

      《華爾街日報》3月21日的一篇報道援引五角大樓官員的話說:“在我們的評估中,中國是目前和本世紀唯一能在外交、科技、經濟、軍事和地緣政治上系統性挑戰美國的國家。俄羅斯不在這個陣營里,一年前不是,現在也不是?!?/p>

      在某些學者看來,拜登政府對俄羅斯下重手,同時又把戰略重心繼續放在印太,不僅不矛盾,而且還相輔相成。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學者邁克爾·格林近日撰文稱:“面對俄羅斯在歐洲的侵略,政策收縮將損害而非提升美國與中國的戰略競爭能力?!?/p>

      他還認為,烏克蘭危機與中美印太競爭,已經超越了國家威信和信譽問題,而是根本性的戰略問題。在他看來,拜登政府成功地組織日本、澳大利亞和其他盟友對抗俄羅斯,是在向中國傳遞重要信息。

      對于邁克爾·格林所說的“戰略問題”,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學者香農·奧尼爾做了更深入的解讀。他在《外交政策》上的文章中指出,美國動員盟友軍援烏克蘭、制裁俄羅斯,不僅是為了避免與一個核大國沖突升級而做出的校準式回應,而且是一次打破了幾個世紀以來戰爭如何打,以及如何定義大國地位等傳統觀念的大膽嘗試?!斑@可能永久性地改變美國的外交政策策略,對美國的戰略前景產生深遠影響?!?/p>

      拜登政府是否有那么深謀遠慮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對烏克蘭危機的巨大投入,的確有超出危機應對本身的考慮?!都~約時報》的文章稱,盡管有專家警告重新聚焦歐洲將不可避免地轉移對亞洲的注意力,但多位白宮官員都表示,美國能夠利用這場戰爭,讓亞洲國家相信它們有必要與西方更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建立捍衛民主的意識形態全球陣線。

      就目前的戰場形勢而言,拜登政府似乎也有加大投入的理由。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學者大衛·薩克斯寫道:“俄羅斯在戰場上的低效無能,以及歐洲國家在國防上投入的增加,給了美國更好的機會最終轉向亞洲,應對中國所帶來的更大挑戰?!泵绹m德公司學者拉斐奇·多薩尼也認為,如果美國能成功地幫助烏克蘭驅逐俄羅斯,那么將激勵美國外交建制派,強化對亞洲的介入。


      塑造與被塑造

      美國在俄烏戰爭的應對中投下的巨大賭注,除了希望能在歐洲收獲戰略利益,也有在印太收獲邊際效益的算計。原因不難理解:在俄烏戰爭所有直接和間接利益攸關方中,只有美國同時具備意愿和能力,在歐洲與印太兩個方向做“戰略協同”。

      當然,美國的這種協同能否如其所愿,則是另外一回事。在援助烏克蘭、制裁俄羅斯方面,美國的歐洲盟友做到了整齊劃一。但印太地區的反應,更多只是讓美國看到了盟友與“其他”之間更清晰的界限。比如,與美國立場高度一致的,是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條約同盟國,以及新加坡這樣的事實盟友。被拉入“四方安全對話”的印度,明顯拉開了與美國的距離。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展現的不是外交實力,而是外交無力。

      “他來了,他看到了,他迷糊了?!边@是美國知名專欄作家邁克爾·古德溫,批評拜登3月26日在波蘭演講時公開要求普京下臺的文章中的第一句話。這話是在模仿愷撒的名言“我來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古德溫的這個“模仿”,用來描述拜登政府的對外戰略或許更為恰當:所欲與所為之間不匹配,雄心與實力之間有落差。

      帶領歐洲盟友對抗核大國,這是拜登政府一大外交收獲。但這種“團結抗敵”與戰略協調并不能完全畫等號。因為美國所希望的協調,是與其戰略利益的“協調”。

      美國學者安妮-瑪麗·斯特勞認為:“盡管俄羅斯的行為似乎正在說服歐洲主要國家增加軍費,但它們這樣做并不是為了拉近與美國的關系。相反,它們是在為未來做準備,一個歐洲不能再依賴美國的未來?!?/p>

      一個不那么依賴美國的歐洲,在印太事務上不可能更加聽命于美國。

      如果俄烏戰事短期內看不到“擊敗俄羅斯、震懾潛在對手”的結局,那就涉及美國的資源分配問題。日本慶應大學學者中山俊宏認為,美國不具備對兩個領域做出全面且長期承諾的行為能力,也不具備持續關注的能力,但地緣政治的現實又要求美國對這兩個領域做出承諾。因受困于中東而遲滯的重返亞太,在對抗俄羅斯的過程中能更輕松?

      美國把自身在烏克蘭危機中的表現,與其印太戰略聯系起來,是對現實的誤讀。亞洲或印太與歐洲不同,中國也不是俄羅斯。正如新加坡國立大學學者馬凱碩所認為的那樣,“在制定未來戰略時,美國政策制定者應該考慮亞洲與歐洲之間的一個根本性區別。俄羅斯盡管扮演著能源供應者的角色,但其經濟只是輕度融入了歐洲的地緣經濟空間,而中國的經濟則完全融入了亞洲”。拜登政府在歐洲的“成功”,在亞洲不可能復制。

      與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戰略框架相比,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略微淡化了與中國的對抗性,強調“塑造”中國的外部環境。從世界的現狀和趨勢來看,這個要求對美國來說可能有點高。美國學者艾米麗·塔金在接受《新政治家》雜志采訪時說,拜登政府上臺時遇到的是一個宏大、根本性的問題,即世界應該怎樣、我們打算如何塑造它?!暗覀兯吹降氖?,世界在塑造我們、塑造我們的戰略,而不是相反?!?/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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